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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主义的贫困：评夏中义的“消费主义与精神成人”
（《世纪大讲堂》2009-08-29） ----方绍伟（《中国热》作者）

      夏中义从经济理性、文化传统、博雅教育等方面分析了当下中国在消费主义问题上的制度缺陷和价值迷失，特别强调了“精神成人”对大学生的重要性。夏中义的演讲既老成又饱含激情，确实展示了一幅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浪潮下消费主义泛滥的真实图像。

      “博雅教育”英文叫Liberal Education，大陆译为“素质教育”，台湾为“通识教育”，香港译法叫“博雅教育”。香港岭南大学前校长陈坤耀曾把“博雅教育” 解释为“学识广博，生活高雅”。夏中义的解释偏向于“既专又雅”，并与马斯洛的“需求发展人格论”相联系。

消费主义是不是一种也能“推动历史车轮”的“必要的恶”？夏中义的回答是，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但至少大学生不能太媚俗。这种“教人为善”的取向特别能够博得大家的共鸣和认同，但同时又难免让人有“理虽如此，现实不然”的保留。因此，夏中义最终把选择留给了听众自己，问题全在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我们似乎对此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时，问题已经悄然地转成一个教育家的社会角色问题。就是说，除了是一个道德的劝说者和知识的传播者之外，我们的教育家还有没有别的角色？当然有，那就是知识的生产者。韩愈所说的“传道、解惑、授业”，传道是道德的劝说，解惑和授业是知识的传播，而这两者的基础便是知识的生产。换句话说，教育家除了教人“应怎样”外，更重要的是首先弄清现实“是

怎样”，并进而弄清道德教育如何进一步对现实起作用；即重“应然”而更重“实然”，进而弄清“应然”如何进一步融入“实然”。

      教育家的道德劝说完成后，他的任务不是完成了，而是刚刚开始。要开始研究的问题是有多少人（包括教育家自己）实践了“应然”而“精神成人”。如果只有极少的人“修成正果”，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更完整的关于道德和消费主义的知识可以由此被“生产”出来。教育家可以借助“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理性和制度文化的分析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人性。

      制度经济学家的初步结论是，道德劝说只有通过“本利计算”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这里的利包括物质、感情和精神利益）。道德劝说的最大问题是，劝说者往往有意无意地设定，人都可以是离动物本能越来越远的马斯洛式的“高尚人”，而实际上这只是道德主义者的一种“道德移情”，是一种“道德应然”给“生活实然”的“紧箍咒”，也是“道德劝说”蜕变成“道德说教”的根本原因。

      消费主义的经济理性之所以有其必然，原因就在于经济理性实际上包含了作为精神利益的道德，只不过在不同制度文化下，道德的边际价值各有不同。然而，个人对这一道德的需求比教育家想象的要清楚得多，离开物质、感情和精神利益的边际转换（如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和制度激励而谈论“应然性”的“精神成人”，这便是空谈。

      总之，有为物质和感情利益“醉生”的人，也有为精神利益“梦死”的人。除了明显的善恶之外，更多的是“正当”——不坏，但也谈不上高尚。近于不识人间烟火的道德主义者常常把“己所欲”的“自慰”拿去“施于人”，结果总是哀叹世风日下。如果我们对道德人性怀有太高的希望，人便不为其人，法律也便无事可做了。“精神成人”是道德主义贫困之下的一个酸涩的伪命题，它所蔑视的表面上是社会人的多样性，而实质上则是世俗人的道德理性。问题不是“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真正的现实是“林子再小，俗鸟亦多”。

民主批评者的难题：评郑永年的“民主的现实考量”
（《世纪大讲堂》2009-08-15） ----方绍伟（《中国热》作者）

郑永年的演讲突出两点，一是西方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二是民主的独特价值应该策略性地去实现而不是不顾条件地去追求。这确实是一个中国大众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一种不同于原教旨的“民主优越论”和左倾的“民主危险论”的“民主有益论”。

但是，否定西方民主的统一性却大有问题，西方各国民主的具体运行机制确实有不同之处，在“多党竞选”及其制度保障上却是一致的。不过，否定西方民主的统一性不是“民主有益论者”的疏忽，而是他们对一个根本性质的“民主难题”的理论回避。这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看待西方政治自由的开放性，这个理论难题正是在策略上批评但在价值上认同西方民主的所有“民主有益论者”的困境。由于回避了这个难题，郑永年无法告诉我们多一点即便是“虚伪的”政治自由有什么不好，因此也就无法用“一国一个模式”去说明“没有政治自由的模式”好在哪里。对付这个“民主难题”需要理论“范式”的彻底转变，我将在《民主的悲剧》一书中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否定西方民主的统一性，回避西方政治自由的开放性，郑永年展现给我们的“民主”就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因此，民主的价值、民主的条件、民主的策略等等都变成了一笔糊涂帐。但在无法定义“中国民主模式”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假定，在中国通过策略性步骤去实现的那个民主应该是“多党竞选”的民主（如曹思源所说的瑞典经验）。这样，郑永年无形之中也就促进了不少中国人寄望的那个极大的“民主幻想”。在美国，我发现很多华人学者都是这个“民主幻想”热情消费者（如黄亚生）。然而，民主的好坏是性质问题而不是策略问题，立足于策略等于是一种道义上的自我谴责，这就无法使我们在一直存在的“民族主义”和“国际挨骂”的对抗中既保持心理平衡、又保持逻辑平衡。